独居老人挤满武汉歌舞厅，“后半生快乐在这里”

摘要：来歌舞厅的人都老了。四姐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们，跳了三十多年，许多武汉的歌舞厅陆陆续续消失了，四姐开到了现在。

这显然是一个离这个时代有点远的世界，就像来跳舞的人一样。四姐说，他们是蛮辛苦的一代，文革、下岗潮，下海，计划生育，什么都赶上了，歌舞厅见证了他们从青春芳华，到垂垂暮年的集体记忆。而现在，也接住了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

文｜魏晓涵 编辑｜王珊瑚 视频剪辑｜王婉霖

老舞厅

武汉的四季强烈且分明。四姐说，歌舞厅只有两个季节，淡季和旺季。

夏天常常爆满，蛮早就有人来，省得在家开空调；过年忙，人就少一些，也有不少独自在家孤单的，要找点热闹。年前大雪，路滑，四姐关了几天，到年初一，电话微信被打爆了，她提早开了场子，中午来了两百多人，“这个年纪的，在家里基本都是空巢老人”。

七八十岁不少见，八点半去早场跳；六十多在舞厅算年轻人，中午晚上是他们的主场。十块钱换一张舞票，走廊暧昧的红色灯光通往昏暗的舞池，鼓点震动强烈，高饱和度的霓虹灯牌闪烁，满目流光溢彩。67岁的四姐在门口迎客，黑色的貂裹住玫瑰色的真丝旗袍，两串珍珠项链坠在胸前，彩色卷发高高盘起，妆容精致，笑意盈盈。

四姐在舞厅门口。魏晓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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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熟练地巡场。一侧是散客区，有人天天来；剩下都分给了四十多个“跳舞群”——自由自在、随缘相聚、轻舞飞扬、周老师，都有各自的群名，来的时间、位置由她安排妥当，布艺沙发椅围着大理石小桌，颇有江湖里各占山头的架势。

“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用烦恼，开心就好”，蹦迪版的抖音神曲《海草舞》响起，有人甩动红旗疯狂旋转。人群嗨了，自动围圈跳起来。还不够尽兴，紧跟着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如果不是堆在角落的保温杯，那一刻大概会忘了他们的年纪。高跟鞋和皮鞋笃笃敲击木地板，舞池里衣袂翻飞，红色贝雷帽、羊毛伞裙、白色西装、蕾丝内搭、雪纺蝴蝶结，一个身着蓝色旗袍的高个女人路过，抛来一个飞吻。

舞厅里有许多江湖故事，“蓝旗袍”知道不少。谁和谁原本在一个群，合不来，出来“另立山头”；谁和谁又有什么情感拉扯。她有过两任固定舞伴——产生过情愫的那种，在这里认识。最近的一位一年没来舞厅了，感情也在这里离散。

她是“战神玫瑰”群的群主，住在一江之隔的武昌区，也是距离舞厅最远的客人之一。早上化好妆，装上旗子和彩色荧光棒，搭一个半小时公交过来，“下刀子我都出来”。再过一年就能办老年卡免公交钱，她并不觉得是个好消息。赶下午场，跳完在四姐赠送的KTV包间唱歌，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去，七八点到家，择菜，给舞友发信息，再把菜一炒，喝上二两酒。对着电视，卸妆，敷完面膜睡觉，每天循环往复。

一个人住已经有七八个年头，离婚之后，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她频繁去跳舞。疫情之前有一阵肚子疼，好久没去舞厅，还是舞群里的朋友劝了四五次，才去医院，查出来中晚期结肠癌。手术后，医生说，你是捡来的一条命，她深以为然。

“这几年就是上天给我的，对不对？”她把群名从“明天的玫瑰”改成了“战神玫瑰”，舞厅里的人也这么称呼她，讲义气、大气，舞友这么评价她。舞票打折卖给群友、忙前忙后倒水，刷子一样的假睫毛包覆住眼神，手上挂满大颗戒指，耳侧好几对金色耳坠随着她说话晃动。前一阵又查出两个坨子（肿瘤），也没影响她喝酒、跳舞、恋爱，她要活得尽兴。

灯光逐渐柔和，舞曲变得舒缓，管乐奏响红歌、爵士舞曲，都是他们年轻时的记忆，手搭在肩上、腰上，身体贴近，除了缭绕的、淡淡的舞台烟雾，彼此身上嗅不到味道。每个人都是洁净、体面的。舞厅是他们的社交场，有人来找青春，有人来找爱情，有人来找陪伴。

舞池里的男女。魏晓涵 摄

舞厅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四姐说，什么样的人她都见过，小商贩、地头蛇到退休干部。开第一家梦卡舞厅的时候，她才三十多岁，从梦卡、绿洲、大光明、海岛，到四丫，做了五个场子，都围着武汉热闹的江汉路周边，四丫年纪大了，舞厅的名字就变成了四姐。

几十年的老客，舞厅搬到哪就跟到哪，家楼下有舞厅也要绕远来，因为老朋友都在这里，跳着跳着，他们一起变老了。耐磨的大理石地板对他们有些勉强，撒上滑石粉也容易摔倒，四姐换上了木地板。

这天舞池里收尾的是一支舒缓的草原歌曲，老人们散开，一边迈着民族舞的步子，一边和陆续退场的舞友打招呼。他们语气轻松地聊到生老病死。哪个孤老的爹爹几天没来，舞友找他的街坊打听，才被发现死在家里了；哪天早上舞厅空了一半，就是有人走了，舞友上山送他；有人掰着指头一个个数，光疫情几年，四十几个群，走了的群主就有八个。

每个月都有舞友离世，和电视里大大小小的新闻一样，是舞厅里的闲谈。告别后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回来了，继续跳舞，继续嗨。

歌舞厅三个字，对这个时代是陌生的，就像在里面起舞的人，他们的生活大概被遗忘了。在这里，舞友记得他们，四姐也是，她反复说起很多舞友对她说过的，“四姐，我后半生的快乐就交到你这里来了”。

四姐

在汉口跳舞的老人，没有不知道四姐的。阳光认识她快三十年了，从第一家舞厅梦卡开始。那是1995年前后，舞厅不多，一般是蛮小的场，门票才一两块，四姐在中心地带的江汉路，一开就是五百平的场，生意也是最好的。

阳光对这位时髦的女老板印象深刻。喇叭裤，紧身内搭，外面套一件西服。“蛮有样，又蛮亲人，看着就很舒服。”总是一脸的笑，照顾每一个舞客，比如宁愿不赚钱，也会给过生日的阳光腾出一个大包房，“把你当朋友在交，真的够意思。”

那时候阳光在武汉一家纺织单位的工会做出纳。和1950、60年出生的一代一样，青春期赶上文革，没机会好好读书，中学毕业进国营单位是普遍的出路，纺织厂、烟草厂、仪表厂、钢厂。

在单位里的年轻人之间，跳舞成为时髦的活动。一开始没什么舞厅，就去东湖公园的广场跳，在工厂组织的舞会跳，在家和熟悉的同事跳。小三洋音响摆在堂屋，磁带放着，邓丽君的抒情歌声悠扬，搭上肩滑出慢三慢四的步子。

四姐也痴迷跳舞，那时候的舞厅还是现场伴奏呢，鼓点一响，脚就想动，跳起来蛮快活。她“特种兵”式地赶场——摸黑赶早场，跳完再去上八点的班，下了班又一头扎进舞厅。那时她还在一家国营单位做会计，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顶了爸爸唯一的岗。

这个备受宠爱的小女儿，性格活泼，心思活络，广交朋友，“我蛮好动”。下海经商还新潮的时候，她就动了心思，不顾爸爸的反对，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会计岗出来，停薪留职，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搞副食批发。

“我性格像个男的”，放在那个时代的性别语境里，她指的是强悍、有魄力，“性子蛮刚的”。有几年是一个人干，忙得脚不沾地。自行车后座摞起来的货物，比她还高，也是一个人扛回来。

后来火车站搬迁，客源少了，四姐又开始找新出路。梦卡舞厅原来是她一个朋友出钱开的，后来合伙的人想“吃黑”，把朋友挤走。“她是那种斯文的、蛮老实的女同志，就找到我了，”一开始不给面子，四姐就找来一帮混得更厉害的“江湖人士”震场子，“我说你们凭什么，我来出钱，转给我，这个舞厅我接定了。”

混迹江湖，四姐总有办法。做副食生意的时候，周边小偷猖獗，她把附近混在街头的年轻人叫过来，请他们吃了三天饭，坐在门口喝酒，小偷经过她的铺子都绕着走。

后来开舞厅，来的三教九流都有，黑白两道都要打交道。时不时有人来闹事，还有刚从监狱出来的。四姐遇到过在衣服里藏着长刀，找她收几千块保护费的；也有趁着黑灯舞，往舞池里撒沙子、砸杯子的。

她把丈夫拦在身后，自己出面摆平，“别人就是想找他（男的）出来吃黑，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敢（真动手）。”要保护费的人把她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我脾气也蛮拐（倔强），我说把门打开，要保护费没有。要你保护我还开什么场子？我自己的场子自己保护！”

其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混混，被四姐留了下来，成了舞厅的音响师。“他年纪小，又没成家”，四姐觉得他还能学好。说是音响师，“其实我就是开关机的，设备出什么问题都是四姐（现在的）老公来修。”

这个如今五十多岁的男人，喝了酒，慢悠悠地说起往事。当年那些朋友，进监狱的，不知下落的，要不是四姐收留了他，他说自己早就横尸街头了。儿子大专毕业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他想拜托四姐动用人脉帮忙。

四姐办公室里挂着别人送她的一幅字，”高义薄云“，义是形容她，云是她名字里的字。魏晓涵 摄

仗义，常常有人这样评价四姐。开舞厅之前，她的副食生意被欠了四五十万的债，大多来自熟人，同学、朋友、街坊。单位改制，商店陆续交给个人承包，有人下了岗，有人结婚了有小孩，只能硬着头皮做，打欠条借她的货去卖，最后成了空头支票，她拉不下情面去要钱，怕伤了别人自尊，最后欠条全撕了。

在舞厅里待了近三十年的，还有乐手王盛杰。进舞厅之前，他在湖北一家高校艺术团，被分配到各地完成演出任务，正襟危坐演奏交响乐，拿固定工资。察觉到社会形势正在从集体转向市场，人们慢慢被更多样的民间艺术形式吸引，乐团不被重视，演出少了。他离开乐团，去走穴，在舞厅伴奏。

不像单位里接触的都是同事，舞厅有各种“层次”的人，老板、教师、打工的。客人递上纸条，点的是流行歌，《在水一方》，乐队就演奏，反应热烈，王盛杰也开心。他喜欢舞厅的氛围，古典乐和流行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爱文艺、自由随性的年轻人玩在一起，

时代向上的鼓点戛然而止。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武汉也迎来下岗潮，常常来舞厅的这些年轻人，纷纷身陷其中。

阳光所在的纺织厂动员职工买断，也可以继续待着。她拿了一万块，第一个从单位出来，开起了出租车，直到2003年非典，才把车卖了转做医药销售，全国各地四处跑。为了生计奔波的日子，她很少再来舞厅了。

阳光（左）和另一位跳舞群群主。魏晓涵 摄

失落的年代，不如跳舞

到了七十多岁，儿孙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二嫂终于能把自己的日子安排满当——在老年大学学模特步、唱黄梅戏，跟团出国旅游。每天早上从家走20分钟，来四姐的舞厅跳舞。

前一天武汉雷暴响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二嫂还是迎着细雨来了，八十岁的唐爹爹，七十岁的腊梅，都是舞厅认识的老熟人，“像首长一样，你跟我打招呼，我跟你打招呼”。她舞跳得好，有时候还带小十几岁的人跳。也鼓动五十多岁的女儿，加入“年轻人”更多的晚场。“要是不来呀，搞得好像路都走不动了。”

四十岁的时候，二嫂夫妻俩双双从压力仪表厂下岗，两个孩子要上学，她在江岸区文化馆附近卖早点，热干面、炸面窝，晚上卖卤菜。那时候四姐的舞厅刚好搬了过来。

早点摊忙得不得了，她就挤时间、挤一两块钱去跳舞。她十八岁就开始跳舞了，男步跳得好，在舞厅尤其受欢迎。四姐知道她喜欢跳舞，卖完早点闲下来，就叫她来帮忙收门票，就这样在四姐的舞厅打了四年工。

“她卖早点，手上客人也蛮多，也可以带动客人来我们这里跳舞”，四姐这样解释，她讲话总是周到，给人留面子。舞厅招来帮忙的，几乎都是遇到困难的，养小孩了，家里扯皮了，离婚了，来来去去两百多人。有看着造业（家里情况不好）的，不买票，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人进来。

她不主动探听别人家里的难。二嫂、阳光、喜喜、大胜、珍珍，认识几十年的客人，很多四姐都不知道名字，就像他们叫她四姐一样，默契地保护彼此的自尊心，谁家还能没有一点伤心事呢？

舞厅还保留了一点集体时代的人情和余温。下岗脱离集体之后，有人闷在家里，也有人们在这里活跃，做什么的都有，做老板的，下岗了做小生意的——卖衣服、卖早点、做宵夜、开麻将馆的。

用四姐的话说，“人才市场”一样，跳完舞认识了，一起去谁家摊子上吃个宵夜，打个麻将照顾下生意；卖小配件、小卡子、小手套的摊主是舞友，看到了不好意思也买一点；老板要招工，舞厅里一说，有合适的人很快也招到了。

灯球在墙面映出柔和的彩色，舞步急促，伴奏也在变，不再是抒情的交谊舞，港台乐成为新的流行，还有通俗民歌、拉丁和少量的爵士乐，舞厅的鼓点越来越浓。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多了，迪厅、酒吧，只有舞厅在缓慢地一两块、三五块涨价，最多也没超过十几，对下岗的中年人来说，能选择的消遣也不多。

下岗之后为了谋生，大胜什么累活儿都做过，装潢，电焊。生活再劳累，下班也要来舞厅，音乐一放，人就来劲了。他的女友珍珍也是在舞厅，教跳舞认识的。珍珍卖过服装，为了晚上来跳舞，她只上长白班，一跳舞什么烦恼都忘了。

舞池里的人。魏晓涵 摄

在他们的记忆里，不像现在密集的一天三场，那时的舞厅没有白天场，大家都要讨生活，晚场就热闹了。在百货公司站了一天的疲惫的人，跑销售的风尘仆仆的人，做保安打工的人，开早点铺子一身烟火气的人，都在夜幕拉开时，衣服一脱，换上最光彩的一身，来舞厅忘记生活的辛苦，享受一个半小时的快乐。

也有人向四姐诉苦，下了岗，一个人在家带小孩。她知道哪个是老板，就主动帮忙介绍，“搭建平台给他们找工作”。四姐说。“不找出路的人都呆在家里了，来舞厅的都是积极（面对生活）的人”。

四姐的第一任丈夫，选择的就是另一种生活。高干子弟，下了岗之后，四姐放在家里的零钱，都被他拿去打牌、买彩票。他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这么拼。“他娇生惯养惯了，吃不了苦，属于下岗了不做事，会被淘汰的一批。我们观念不一样。”开舞厅两年之后，他们离婚了。

舞厅搬到现在的中山大道之前，四姐换了好几个地方，都只待了几年。每一次搬迁都很突然，多是合同到期，被所属的单位征收，不能再对外出租经营。最心痛的是胜利街那个场子，十几万一台的空调，花大价钱新装的灯，才做了三年，成本还没有收回来，只能全拆了，当铁当铜卖。

她没有抗争，“这是我掌控不了的，事业单位要把场子回收，我只能出来”，四姐鲜少对外展现脆弱的一面，她说，自己没有沮丧过，“我心态蛮好的，没有把我打垮。”一个月时间交接，她一天不歇，积极找新的场子，从头开始。

或许是习惯了变故。她自白，“我们是蛮辛苦的一代人，什么都赶到了。读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赶到了，下岗赶到了，响应晚婚的号召28岁结婚，独生子女也赶到了，也是最听话的一代人。”

“所以说我们内心蛮强大，怎么开心怎么来。我生存能力蛮强，好动不吃亏呀。”借力好风，瞄准机会一举成功的人，始终相信个人奋斗，“你要去适应时代，不要让时代来适应你”。对当下的年轻人，她也这么说。显然年轻人想追求的更多，困境也不同，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了。

四姐手写的舞厅一周安排。魏晓涵 摄

你要武装自己

回到舞厅已经是快要退休的年纪，阳光终于不用东奔西跑了，她也没闲着，开了间麻将馆，跳完舞，晚上有人不想回家，就去她那儿打麻将。她离婚了。下岗后，她出去打拼，家里无形的裂缝变大，后来老公也去开出租，“外面有点事情”，原则问题她不愿让步，就分开了。

舞厅变了，灯球柔和的光线不足以刺激感官，换成了更激烈的射灯，舞票从一两块涨到十块，流行歌的小号、长号慢慢被吉他、贝斯、键盘替代，小号手王盛杰年纪大了，变成了键盘手。

舞厅的话题从工作下岗、家庭子女的问题，聊到现在，变成了每天网络世界发生的新鲜事。他们已经离这个时代很远了，老伴走的走，离的离，子女不在身边，有的老人智能电视都不知道怎么开，就来舞厅听大家聊新闻。

只有舞厅是熟悉的，四姐还在那里。

她比年轻时候装扮得更加活色生香，头上缠绕几缕紫的红的粉的、接上去的假发。她没有网购过，但每年要去逛几次商场，色彩往身上堆，红色的大衣，黑色的貂，短裤短裙，无袖的、鲜绿的上衣。

“多亮的颜色我都敢穿，到香港人家都喊我们‘潮姐’”，她心里美滋滋，并对眼前的年轻人提出建议，“你更要武装自己”。

四姐四十岁时拍的写真照。讲述者供图

心里的自我还停留在四十岁，年轻时候咬牙的狠劲也在。疫情的时候，她是武汉第一波感染的，双肺都白了，医院没有床位，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洗热水澡，喝药，硬生生挺过来了。

疫情那三年也是舞厅最难的时候，常常要关门，她也没想过不做。待在家里静下来，人都老得快一些。再说了，没了这个舞厅老朋友们能去哪儿呢？

歌舞厅一家家在消失，江汉路被酒吧和迪厅占领。四姐去瞄过，知己知彼嘛，“我来找我姑娘（女儿）”，她编了个借口进去，满场洋酒、香烟，疯狂无节制的年轻人，让她觉得不舒服，回了自己的老舞厅。

老舞客们还是常常去，有人不跳舞，纯粹给四姐抬庄（支持）的。有人一身的病，住着廉租房，也每天来开心，抽烟喝酒都不耽误，他说，到了这个年纪连感情都更脆弱，容易分开，“已经活够了，不在乎了”。

四姐知道熟客的喜好，会特地放点欢快的曲子。舞曲只能放一半了，老年人最脆弱的就是腿脚，不敢让他们跳太久。快的曲子控制在三分半，慢曲子五分钟，一般四分半之内。遇到嗨的大家都蛮喜欢，也有例外，可以持续到八分钟。

为什么留在四姐这里，好像也说不出太多理由。他们说是一种缘分，可能也是因为玩得开心，提要求四姐都会满足，服务员还主动添水，没有比这儿更贴心、更被尊重的地方了。

舞厅角落里，各式的保温杯。魏晓涵 摄

当下离他们太遥远，或许生活在一个同温层里就好。四姐很少离开汉口这一片熟悉的区域，除了舞厅，也没有试过别的活动，“太忙了没空”。广场舞，没跳过，没有灯光没有舞台，还是差点意思，她也担心粗糙的水泥地把鞋磨坏了。

四姐也试图追赶时代，放短视频上火过的歌，演奏用的乐器过几年就要更新一次，除了跟了几十年、好几个舞厅的音响，舞厅里好多都是近几年更新过的，她说，其实年轻人也能来玩，不过来的还是寥寥。

她不太理解这个时代沮丧的年轻人，在短视频上刷到，她激情满满地建议，遇到困境就去找机会，闷在家里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她的生存逻辑。但情感上，她也理解独生子女一代的难，每个月给女儿经济支持，希望她过得轻松一些。和她不一样，女儿不跳舞，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在家忙着带孩子。

四姐信奉“不给社会添麻烦”，已经在考察养老问题。她去养老院实地看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病的嚷的叫的，被护工欺负，她看着蛮心酸，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想搞开心一点”。

群里的好些老朋友也不想去敬老院，鼓动她牵头，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抱团养老。就在舞厅的KTV，他们聊出一些美好的图景——以后不做事了，就几十个人住一起，打牌、钓鱼、种菜、洗衣服都分工，生病就轮流互相照顾。都熟悉，儿女也放心。

她动了念头，每年带着乐队和朋友去风景好的地方旅行，庐山啊，神农架啊，顺便考察养老地。

说是考察，走着走着，还是变成了唱歌跳舞。乐队、舞友十几个一辆车，拿着麦在车上就开始了。到了当地，车停下来的地方，水泥地就是舞台，音响、乐器都拿出来，乐队，弹啊，唱啊，吹啊，转着圈交谊舞就跳起来了。

舞厅不时会有活动，四姐（中）参加了旗袍表演。讲述者供图

歌手回来了

年前一次聚餐，四姐偶然听说过去在舞厅演出过的歌手丽娜，眼睛不好了，她心里蛮不舒服的。“她曾经算我的员工”。在那个歌舞厅的黄金年代，专业的、业余的歌手，乐手，走马灯似的在舞厅登台。后来为了生活，各奔东西。有人进了房地产公司，唯一能施展的舞台是公司年会，有人进了部队文工团，求一个安稳的、受尊重的位置。

乐手王盛杰也曾经南下深圳，在一所小学的兴趣班当音乐老师，那时他已经五十了，还是决定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临走前在家里和乐队的朋友们吃了顿饭，朋友们叮嘱，“保养好身体，注意安全，有机会的话把我们都带过去。”

在深圳待了六年，然后是疫情，学校开不了课，他又回到了武汉，也临近退休的年纪了。偶尔和乐队的老朋友回到舞厅演出。疫情之后，舞厅经常要关，四姐就把乐队停了。她也担忧，“他们医保社保都没有，因为以前演出费高，没在乎过这个，我不想他们回家就没饭吃了。”

四姐总想着以后生意好了，再把乐队叫回来。这次正好趁着过年，久违地组织一场演出，叫上老歌手、老乐队，也借机让丽娜出来散散心，开心一下。

车子把人接来，时隔三十年，四姐再见到了这位老朋友。丽娜画了完整的妆，一头卷卷的短发，穿着皮质短裙，因为罕见的眼底病，几乎看不见了。四姐拿来两个热水烫过的牛奶递过去，她张开双手摸索着，四姐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乐队也回来了。王盛杰再见这些老朋友，有人头发白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精神，除此之外好像都没有变。他想，这就是音乐带来的好处吧。还像过去那样，他视奏，把简谱写在纸上，交给乐队其它人。排练时间很短，他却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默契。

演出那天，专业的、业余的老朋友们都穿上了盛装，镶满红色黑色水钻的大裙摆礼服，亮色的纱裙，吹萨克斯风的乐手一头长发，西装笔挺。

丽娜（左二）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在一起合影。魏晓涵 摄

丽娜没有穿彩排时候的礼服，对这个小舞台，她觉得有些太正式了，有距离感，于是换上了一身改良的旗袍。她不让人搀扶，像以往无数次在大礼堂、小舞台那样，独自走上去。

自从眼睛生病之后，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好几年时间，她都接受不了，从礼堂上风采翩翩、备受追捧的歌手，变成了“盲人”。聚餐也看不见菜，怕给人添麻烦，就不出去了。想唱歌的时候，她就在YY语音里，和同样看不见的朋友们一起开歌会。

舞台被人群围绕着，有人在缭绕的雾气中起舞。丽娜什么都看不见，但她觉得舞厅里的观众，那一刻一定是投入的。一曲《烛光里的妈妈》唱毕，有人流下了眼泪，台下有人献上小束花朵，塞进她的手里才拿住。

“台风还是不减当年啊”，四姐在台下想，她定定看着，像是在重温一场旧日好梦，那曾是他们的黄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