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防沙治沙，有一问题被我们长期忽视

火币中国 2023年04月14日 10:47 103 Connor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李昂】

近日，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的朋友们过起了“上午吃一嘴毛，下午吃一嘴沙”的日子。两年前大家伙儿调侃“一下沙，北京变北宋”，现在开始“感谢”“老天爷赏饭吃”。

而这次，南方地区也被波及，沙尘随冷空气南下，连好山好水的杭州空气质量也迅速转为“重度污染”，青团瞬间变身驴打滚。

不少人纳闷，自己在蚂蚁森林里种下的梭梭树野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成绩亮眼，今年沙尘为何还来势汹汹，“千里同天”？

确实，经过国家大力治理，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我国京津地区大范围的沙尘天气很少发生；但是自2021年以来，沙尘天气又开始增多，尤其是今年，出现次数频繁，本周的沙尘暴甚至笼罩了半个中国。

图自中央气象台

本年度的京津沙尘，一部分是国外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是本土产生的。我们需要先考虑国内的沙尘源，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再分析如何应对国外输入的沙尘。

一

我国京津地区的风沙主要来源于蒙古高原，少部分来自于黄土高原和西部沙漠地区。

蒙古高原大部分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降水稀少且冬季寒冷，只能维持“一岁一枯荣”的草原植被类型。在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冰雪消融，但是草本植物尚未返青生长，此时地表只有去年的枯草作为覆盖物。

如果草地放牧强度过高，枯草丛损失殆尽，三、四月份蒙古高原的土地就会大面积裸露，同时被牲畜踩踏得较为松散。在这种情况下，当三、四月份出现温度较高、降水偏少天气时，裸露的表层土壤就异常干燥和松散；此时再遇到大风，就会形成大范围的扬尘或者沙尘暴。

此外，蒙古高原的南缘还分布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其春耕也是在四月份开始。干旱区土地的翻耕也会产生大量的沙尘，并随着大风输送到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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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京津地区是否再次进入了沙尘频发的周期？

自然气候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如果未来三、四月份的蒙古高原气候暖干化加剧，大风日数变多，那么这些气候变化的确会导致沙尘天气增多。但是人为活动更加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减缓气候变化较为困难且成效缓慢，而改善植被状况较为容易和快速。

从经济社会变化的宏观基本面看，我国境内的京津风沙源植被仍然是稳定向好的，不会重新出现2000年前后严重的风沙问题。

这首先是因为我国京津风沙源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些地区的农村牧区人口大量集中到城镇生活，开垦、樵采和放牧等破坏自然植被的活动自然减轻。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当地居民生计对自然植被的压力还会持续下降。

其次，我国公共财政已对京津风沙源地区形成了制度性的转移支付支持。2000年前后的严重京津风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当时的地方财政困难，基层林草水利等公共服务部门的业务经费不足，无法对自然植被实现有效的监管。

再次，生态保护成效已成为地方主官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忽视自然生态保育的动机，也强化了他们对滥垦、过牧的监管力度。

最后，牧民逐渐觉察到天然草地承载力的上限，已经不再大幅度扩张养殖规模，而逐渐转向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因此，超载过牧问题也在逐步缓解。

鉴于以上国情的改变，可以说，境内京津风沙源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可防可治的，能够实现植被高质量生态恢复的目标。

二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京津风沙源防治中的一些缓慢且隐蔽的问题，包括种植业的缓慢扩张和草地植被尚未高质量恢复。

在过去10年，我国种植业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呈现较为缓和但是持续的扩张态势。从微观上看，种植业向北扩张是符合商业规律的。这是因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单位面积较低，便于发展机械化的种植业。在有灌溉的条件下，企业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种植马铃薯、玉米、苜蓿等作物，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因此，当前种植区已经突破了400mm等降水量线的限制，向降水更少的地区坚定地扩张。尽管，各级政府、民众和学术界都充分认识到干旱区滥垦和风沙的因果关联，非常警惕草原地区的开垦，但是由于商业逻辑成立而且利润可观，北方农牧交错带和草原地区的土地开垦难被禁止。

由于规模化种植业极度依赖抽地下水灌溉，导致部分干旱区的水源已经非常紧张。一些河流在近10年间断流消失，一些地区的农牧民吃水井深度在过去20年间已经从40米打到了100米以下。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种植公司和当地农牧民争地下水和争降雨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警惕京津风沙源地区的因水源枯竭而导致的弃耕问题，防止这些弃耕土地成为新的沙源。

更为重要但被政府、公众忽视的问题，是内蒙古草地的植被恢复质量问题。

我国政府和学界执行的草地植被调查多在7-8月份的植物茂盛生长期进行。7-8月份的内蒙古植被覆盖度的确较好，而且在逐年提升。这些月份的平均植被覆盖度在2010年到2022年间提高了10%，并在近三年稳定在44%左右。

然而，内蒙古草地植被仍然没有恢复到原生健康状态。

从生态学专业知识上看，在大部分地区，羊草和针茅等多年生根茎类禾草比例仍然没有恢复；而隐子草、葱属植物、一年生藜科植物等低等牧草在群落中往往处于主要地位。

在秋季植物枯萎后，羊草和针茅这些优质牧草由于根茎较粗，植株较高，叶片坚韧，绵密的根系在地下形成庞大网络，因此能够再坚守一个冬天，有效覆盖表层土壤。而隐子草、葱属植物以及一年生藜科植物，枯萎后容易从植株基部断开，而且叶片轻质易碎，等秋季大风一到就随风飘散，只留下光秃秃的地面。

因此，我们就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2003年到2020年间，内蒙古中部地区的7-8月份植被覆盖度是持续改善的，但是10月份和4月份的枯草覆盖度是毫无改善的；较为严重的区域，比如降水在200mm左右的荒漠草原区，地表在春季几乎没有任何覆盖。因此，大部分内蒙古放牧草地在春季对大风是不设防的。

所以，我们要向政府部门和公众明确一个概念：“夏天草地绿，并不代表草地质量好，也不代表早春有枯草能防沙尘”。这一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相关管理政策。

“夏天草地绿，并不代表草地质量好，也不代表早春有枯草能防沙尘。”图摄于2021年5月，内蒙古达拉特旗。

三

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京津风沙源地区植被的高质量恢复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就是认识问题。我们要明确，我们还没有把国内的植被彻底恢复好，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把沙尘来源全都归于邻国。

其次，我国政府要适时提高草地生态恢复的标准。草地的生产功能是支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核心生态功能是要更好地防风固沙。这两个功能都要求把草地群落恢复到优质禾草占优势的原生群落状态。

理论上，在合理放牧利用的条件下，植被是可以自然恢复到近似的原生状态的。但是，我国草原牧区长期面临小牧户分散经营的问题。广大牧民，特别是青年牧民，仍然面临草地面积过小、牧业收入不稳等生计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草原牧区的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难度仍然是极大的。

这些客观的不利因素阻碍了京津风沙源地区自然植被的恢复进度和程度。中央政府仍然需要在财政和政策上，帮扶草原牧区实现农牧业人口的转移、放牧和开垦的优化，给自然植被的高质量恢复提供保障。

四

当然，京津风沙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于蒙古国，这一现象在近几年尤为突出。这是因为蒙古国的草地畜牧业进入了快速现代化发展阶段。

我们过去有一个误区，认为牧民因为贪心而超载放牧，最后导致植被退化和沙漠化问题。但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大多数草原是夏季干旱、冬季酷寒。每当旱灾和雪灾发生时，超过半数的牲畜都会死亡，有时候死亡率能达到80%。因此，如果没有深水井、保温的棚圈和机械化的干草储备设备，牧民只能年复一年地损失牲畜，在我国历史上被总结为“秋肥、冬瘦、春死”。

在低生产力时期，牧民想保畜都难，更难以实现超载。这种情况下，牧民与严酷的自然协同进化，总结出一些传统知识，用于在灾害中保存畜群，包括保持一个较大的畜群规模，保留较多的成年畜等。

但是，当人类的工业力量拓展到牧区后，水井、取暖棚圈、冬储草都有了，牧民再也不怕灾害了，畜群死亡率急速降到2%附近。如此，畜群在数年间就会翻一翻。这么看，畜群数量的急速增长，并不是因为牧民的贪娈和短视，而是人类工业力量对自然灾害的胜利，是草原地区现代化的开端。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对自然的每次胜利，都会遭到自然更为严厉的报复。倍增的畜群消耗了早春的牧草，把表层土壤践踏得异常松散，此时一旦遇到大风，就会产生大范围的沙尘暴。于是，牧民会再次进化，调整自己的管理策略，转为主要养羔羊，秋季就出栏一半的牲畜，主动降低越冬畜群数量，并在春季舍饲休牧，这样就降低春季的放牧压力，保护了早春的枯草和土壤。这一历史转变在我国1980-2010年间完成了，也是广大牧民对防治京津沙尘暴的巨大贡献。

在工业化早期，草原牧区的“牲畜头数过快增长，植被退化起沙，然后再进行治理”，这是在人类社会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这一历史现象，在1880-1940年间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畜牧业发达国家都出现过。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1880-1940年间的苏联中亚地区，以及1990-2010年间的我国干旱地区。

蒙古国在2015年前后，开始进入这一历史周期。蒙古国畜群死亡率从2010年的60%降低到近些年的5%以下，春季越冬成活牲畜的数量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3倍。这是蒙古国畜牧业的历史性进步，值得我们赞赏。同时，蒙古国的草原畜牧业也不可避免地从“牲畜存活和自然灾害的矛盾”转化为“牲畜增长和植被健康”的矛盾。这是干旱区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从历史经验上看，蒙古国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适应新形势，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因此，我国还要忍耐一段时间蒙古国输送来的沙尘。

现在有舆论要我国向蒙古国输出沙尘暴治理经验。这一主张是否可行呢？

尽管历史规律具有普适性，但是到了具体解决方案层面，就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比如，我国在治理京津风沙源时，参考了美国等先发国家的经验，但是并没有照搬西方学者开给中国的方案。当时，我们借鉴了美国联邦政府在1930年-1950年间的草原管理经验，包括鼓励减产退耕、给农牧民发放补贴、围封退化草原、修筑基础设施、治理重点风蚀口。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拆除牧民家庭围栏恢复游牧、把草地产权重新归并给基层集体组织等方案，因不符合我国国情并没有全面推开。

类似地，蒙古国有大量的西方NGO活动，他们也给蒙古国提供了许多建议，但是这些NGO的努力也没有避免蒙古国近几年的植被退化和沙尘暴事件。因此，蒙古国的环境治理还是依赖于未来一段时间蒙古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主实践和努力。

五

蒙古国沙尘入境问题也给我们提了一个新的课题，即我国公众和政府如何看待和处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因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输出而进入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阶段，必然会产生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输出我们的环境治理经验呢？

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掩盖他们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踢掉他们当时向上攀爬的梯子，反而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相反的教条。

比如在草原沙漠化防治方面，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提他们在“明晰产权、提高农牧业生产力、大搞基础建设、通过提高畜牧业全产业链经济效益降低养殖总头数”等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反而向发展中国家灌输“传统的生态知识”、“社区合作共管”等忽视国家力量、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甚至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思考零增长和去增长的问题，他们也放弃了改造自然的观念，强调把人为环境再次转变为荒野——我们不好一边倒地指责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是在刻意误导发展中国国家，毕竟不同的国家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学者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同的信息茧房。

如同我们依照国情，去芜存菁地吸收西方学者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建议那样，我们也要尊重和支持其它发展中国家立足他们的国情，发展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本国方案。我们一定不能以教师爷的嘴脸，强硬地给发展中国家灌输一些我们的经验。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认识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环境问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因此，不应该对后发国家有歧视的态度。我国也是这么艰苦地发展过来的，因此我们要将心比心，对后发国家要有关怀。

其次，我国企业在经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务必要注重绿色发展，并承担足够的社会责任和生态环境义务。比如在蒙古国的工矿企业，要严格地对矿坑和尾矿进行植被修复，防止它们成为风沙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帮助他们立足于自身国情，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来加速环境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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